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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鲁本堪钦·喜饶嘉措《藏传佛教高僧传略》
——近代着名佛学家
喜饶嘉措于藏历水羊年(1883年①，清光绪九年)出生在青海省循化县道帏乡起台沟贺庄一个藏族农民家庭，父拉龙加，母拉隆吉，给他取幼名多杰，佛号喜饶嘉措·坚华杰贝罗哲(意为“文殊菩萨喜悦的智慧’)。 8岁时，在循化古雷寺出家学经，习因明、讲辩等科。16岁 时负笈到拉卜楞寺游学，专研因明般若。在拉卜楞寺，喜饶从法相经院(因明院)第四学级开始学习，21岁时学完该院十二学级的全部经论课程，进入戒律部。戒律部在当时的佛学教育中是最高一级的研究机构，学完十二级的僧伽，可从事佛教经典的研究。喜饶嘉措聪明灵慧，20岁出头就取得如此成就，深得拉卜楞寺主四世嘉木样器重，准备留其在寺。但喜饶嘉措在经师贡唐洛哲格西的劝说下，决意到西藏继续深造。 1904年，经一路辛苦，到达拉萨，入哲蚌寺之果芒经院，遍习《中观》、《俱舍》、《戒律》，旁及医药、历算、密乘等科。喜饶在经师桑春车等人指导下，潜心佛学研究，获得了西藏文化、历史方面的大量知识。在辨析大藏经《律经》页码的正误中，显示出他的学识和才华，得到人们的赞誉，他的声望越来越高。1915年②喜饶嘉措考取西藏最高学位——拉萨三大寺“拉然巴”格西学位。 喜饶嘉措获得格西学位后，受达赖喇嘛之命，在拉萨罗布林卡行宫主持校勘大藏经《甘珠尔》部，任总校勘之职。与此同时，喜饶还在三大寺承担讲学任务，成为藏语系文化学术界知名学者。西藏三大寺的着名学者及前西藏地方政府高级官员如阿沛·阿旺晋美、格敦群佩、赤江、索康·阿旺格勒、江格尖、察戎、更桑泽、多让、禾康·索南焕白等人皆出其门下，足见喜饶嘉措当时在西藏内外的影响之大。 1937年春，喜饶嘉措应国立中央、北平、清华、武汉、中山五大学之聘，担任西藏文化讲座讲师，对沟通汉藏文化，争取民族平等，贡献殊多③。同年加入国民党。抗战开始后，喜饶嘉措连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。1939年喜饶嘉措由南京赴青海各大寺视察，曾写了《白法螺妙音》等文章，号召佛门僧徒团结起来，保种保教，抗日救国，在蒙藏群众中影响颇大。1942年国民政府明令给喜饶嘉措颁以“辅教宣济禅师”名号，其文曰：“喜饶嘉措格西内典精通，修持坚苦，早岁传经说法，僧侣皈依。抗战以后，受命前往青海地方视察宣传，启导边民，咸知趋南，行胜卓锡，劳瘁弗辞，护国精诚，深堪嘉尚，着颁给辅教宣济禅师名号，以示优崇。”1943年夏，喜饶嘉措奉命入藏，年底，喜饶一行由重庆经西宁抵玉树，次年春行至西藏黑河后，被当地藏军阻挡，虽经多次交涉，因藏方只同意喜饶嘉措一人入藏，遂未能成行，旋又经四川返回重庆。 1945年喜饶嘉措任国民代表大会代表。1947年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，对此，大师说，对于从政做官，实在没有兴趣，并表示辞谢。但他发愿竭尽个人的心力，来促进西藏与中央的团结一致，并加强西北人民与中央的联系，说明他对祖国统一萦怀不忘，爱国之心溢于言表。 1949年9月，西宁解放以后，青海省军政委员会即派人与喜饶嘉措联系，请其参加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工作，喜饶大师欣然 同意，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，省文教委员会主任，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，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，并先后当选为青海省第一、二、三届人代会代表，第一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政协第—、二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，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，省三届政协常委。 1953年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大会上，喜饶嘉措当选为副会长，之后，他移居北京北新桥外的吉龙仓，致力于新中国的佛教事业。1955年8月在全国佛协第二次理事(扩大)会议上，喜饶嘉措当选为全国佛协会长。1956年9月，中国佛学院成立，喜饶大师兼任院长。 喜饶嘉措在主持中国佛协工作的10余年间，付出了自己的心血。他教育、团结各族教徒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，满怀豪情地写文章号召佛教徒为创造现实的人间极乐世界而奋斗。 喜饶嘉措在佛学和藏族文化研究中造诣极高，他的经论和着作，是我国藏语系佛教和藏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和财富，他对宗喀巴的学说有独到的研究和见解，曾长期从事宗喀巴哲学的整理和阐扬工作，他长期讲授宗喀巴的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，他所写的《颂尊圣的香池》闻名西藏。1957年他写了《宗喀巴大师赞》，对宗喀巴的哲学思想和修持方法进行了全面的总结。他对古印度早期佛教也有精湛的研究。对《大智度论》的作者进行过考证和辨伪。 喜饶大师对于沟通汉藏文化也殊多贡献，为黎丹等人校订过《汉藏大辞典》初稿本，是有名的藏文字学专家。喜饶嘉措还通晓古藏文、梵文。1954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《喜饶嘉措佛学论文集》，1982年——1984年出版了《喜饶嘉措文集》一、二、三集，这些着作堪称是佛学研究的珍贵财富。 喜饶嘉措还是一位友好使者，多次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国访问，出席过尼泊尔第四次和柬埔寨第六次世界佛教徒大会，参加了在印度举行的释迦牟尼涅盘2500周年纪念活动，两次护送佛牙赴缅甸、斯里兰卡，并在两国各地巡回朝礼。大师参加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“佛教对艺术、文学和哲学的贡献”讨论会。喜饶嘉措一面进行佛学活动和友好活动，一面积极宣传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，宣传中国政府和平共处，友好往来的政策，表达了中国人民和佛教徒与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愿望，增进了同这些国家人民和教徒的友谊及相互了解。喜饶嘉措大师以经学超众、知识渊博、才思敏捷，赢得了有关国家各界人士的尊重和好评，出色地完成了友好访问任务。 国务院为表彰喜饶嘉措大师的爱国行为，特意由周恩来总理赠给大师明代隆庆大铜钟一口。此钟重达2000公斤，由国务院派专车运至青海，青海省人民委员会亦拨款重修古雷寺，并专门修建了一座钟亭,1962年7月喜饶嘉措专程回到青海循化县古雷寺主持了落成典礼。 1964年6月，81岁的喜饶嘉措大师在北京西山重建佛牙舍利塔的开光典礼上献了辞。这是喜饶嘉措大师最后一次的公开活动。 喜饶嘉措胸怀坦荡，直言不讳，不隐瞒自己的观点，是共产党可敬可佩的一位诤友。他很关心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，对成绩热情赞扬，对缺点和错误，敢于直言。喜饶嘉措多次提出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，一定要重视民族地区的特点，即少数民族历史环境、生产生活、语言文字、风俗习惯、宗教信仰等差别的问题。他对1958年青海等地藏族地区平叛工作中出现的违反宗教政策的错误，提出过尖锐批评：有的人不研究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，认为宗教是迷信，应一破了事，产生了遣散僧侣、禁止念经，甚至对某些有宗教色彩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也加以禁止。他强调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平等、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，健全民族区域自治政权，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，使他们有职有权，守职尽责。喜饶嘉措对“大跃进”期间，在牧区盲目开荒，影响牧业生产，对民主改革和平叛工作中的错误都提出过中肯的批评和建议。 1964年lO月批判喜饶嘉措大会在北京佛学院召开，给喜饶嘉措强加上种种莫须有罪名，被指责为“里通外国”、“叛国集团骨干”、“串通叛乱”、“拟定反动纲领”等等，被批判斗争。喜饶嘉措大师对这些莫须有罪名动了肝火，对这些不实之词和那些栽赃诬陷的审查方式提出抗议。在“左”倾错误的影响下，他被视为态度顽固，批判逐步升级，甚至被隔离审查。年底又被遣送回青海接受批判，还在循化老家受到批斗，在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内举办了所谓的“喜饶嘉措反党叛国集团罪行展览”，他多年收藏的经卷、佛像、穿过的袈裟，用过的佛具等正当的佛事活动法器，都被作为罪证而陈列。 1966年，十年动乱开始，在“四人帮”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的声浪中，83岁的喜饶嘉措大师被揪斗，受到残酷折磨。 藏历土猴年(1968年)11月1日，在“文革”高潮中，喜饶嘉措终于含冤离开人世，终年85岁。 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喜饶嘉措的冤案彻底得到平反昭雪。 喜饶嘉措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，是致力于佛教事业的一生，他在佛学上的重大成就，不仅在西藏、青海，而且在中国佛教界和世界佛教界都有较大的影响。(节选自毛文炳撰文) [注释] ①一说生于1884年，见《青海日报》1950．1．3四版和才旦夏茸的《藏族历史年鉴》第208页。 ②一说为1916年，见《青海日报》1950．1．3四版。年代有误差，主要是按年龄推算引起，虚实岁计算有差别。喜饶大师在32岁时取得“格西”学位则说法一致。 ③杨效平在《喜饶嘉措大师生平事略》中记为1936年夏之前，大师应聘为五大学文化讲师。此处采用《西北通讯》第—卷6期(1947年8月)李得贤的《青海旅京同乡欢迎喜饶大师记》一文中说法。 ④喜饶嘉措去昂拉规劝项谦的次数有3次、4次之说。4次说法来自《青海文史资料》第十五辑《解放初期平息昂拉地区叛乱与争取藏族头人项谦的经过》一文；3次之说，见《人民日报》1980年12月19日，习仲勋等人的《爱国老人喜饶嘉措》一文。 （根据网上资料编辑） 上一篇 下一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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